此外，还会动用一些行政手段来调节。比如另辟官地盖官房，低价售卖、出租，又将京城贪官的罚没财产充实官房库存。和珅倒台后， 其名下大批房产就大大充实了官房库存。

调控效果显而易见。在已有的记录中，从乾隆八年（1743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 74 年内，绝大多数时间的外城住房房价每间不足 40两，100两以上 /间的房价仅见两次，内城住房价格亦多在 30两上下跳动。

可以说，有清一代，外城住房房价多因应市场变化，而内城则绕不开政府的手。在庞大的内城区域内，面对城外垂涎三尺的富商，朝廷本可在房产上狠赚一笔，但内务府创收志不在此，即便是房产契税， 也常年稳定在交易额的 3%。广大内城虽离权力中心很近，那儿的房价在朝廷的庇护下，却显得很“平民”。

值得一说的是北京城较为稳定的人口数量。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内外城人口总数 70余万，与房产资源（据民国北京城房屋数推算为 77 万间以上）较为适配，这是房价常年低迷的关键原因之一，大概也是清代前期所有“北漂”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