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当时有什么打算吗?

王国华：当时什么事都做不了，脑子里面都是我儿子的模样。我拿着警方通缉他的照片，每天都带在身上反复看。我还听说他手上有伤疤，我就琢磨着，这样自己就可以去找他了。

新京报：警方已经在调查了，为什么还要自己追凶?

王国华：觉得对不起孩子吧，希望自己能找到他，再协助公安抓人，不然心里过不去那道坎。而且我怕公安局办案人员手里案子太多，时间久了就没人重视这事儿了，自己来找心里踏实。

新京报：出事前，你和儿子的关系如何?

王国华：孩子6岁我就出国打工，最近一次回国还是1994年，平时电话联络得多。我儿子胆子很小，他妈妈喊他吃饭，拽他胳膊都会脸红。他话也少，偶尔和我撒个娇，让我回国看他。1989年我给家里买了别墅，每次他妈妈回家，我都买一堆新衣服、零食带给孩子，他拍了照片我也洗出来带在身边时常看一看。虽然不在身边，还是很心疼小孩的。

新京报：本来打算一家人到日本团聚吗?

王国华：2001年8月他妈妈回去就是帮他办理入境证，证件都弄好了，我想带他在日本逛逛。他如果适应东京的生活，我们考虑让他在那里读书，安家。这样一家人再不用分隔两地了。

追凶路遍布全球

新京报：处理完孩子的后事，你就开始寻找嫌疑人了?

王国华：是的，从2001年到去年，从未间断过。

新京报：你是怎么找到嫌疑人线索的?

王国华：我把警方通缉何某达的照片打印出来，让朋友捎给全球各地的福清老乡。我告诉身边的所有人，你们帮我扩散出去，如果有一点线索就给我打电话。我还去了何某达老家的村子，时不时过去蹲守一阵子，从村民、他家族的朋友的口中打探他的信息。

新京报：为了找到何某达，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王国华：太多了，现在记不太清。国内的话，河南、河北、湖南、广东、新疆等，国外也去过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缅甸等至少七八个国家。虽然我不怎么会英语，但是当地都有老乡、工会接待，倒不算困难。

新京报：在那些地方发现了什么踪迹或线索?

王国华：只要别人告诉我看到长得像的人，我都会去找找看。可能听起来是大海捞针，但有一丝希望我都不想错过，所以都去。有一次有人告诉我，在悉尼桥下的咖啡馆看到像是何某达的人，我立刻就坐飞机过去了，在那里待了一周也没看到。但直觉告诉我他来过了，我迟了一步，那种感觉很强烈。

新京报：你叫王国华是隐姓埋名方便追凶吗?

王国华：那倒不是为了避讳什么，我父亲姓王，8岁时他去世，我跟着继父改姓为林，林宇离世后，我就改回原名了，福建这边有传宗接代的风俗，讲究这些。

新京报：何某达改名生活在别处的事，你是否知情?

王国华：有朋友猜到这种可能。我曾通过一些办法要到了他全家人的照片，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照片认人。

新京报：何某达和他的家人知道你在找他们吗?

王国华：应该不知道。他家之前在广州荔湾区的黄沙水产交易市场开了家水产铺。何某达出事后，他父亲出现过一段时间，我常在那附近转，盼着何某达回来。我会带几身衣服每天换，也会戴墨镜，学着伪装自己，不让人起疑心。有一次我和何某达母亲隔着十几米擦肩而过，她没有任何反应。但我没看见何某达出现过。

新京报：最难熬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王国华：每年过年。我基本不在家过春节，也不敢待在家里，怕触景生情。一般腊月二十八，我一个人就跑出来了。我担心何某达因为思念家乡和亲人回到福清，所以有时去他们村里，或者黄沙水产交易市场附近待着，寻找他的身影。大年初一到处放着鞭炮，空中的烟花很美，但街上没什么人。我一个人走走停停的，眼泪就下来了，觉得心里很苦涩，那几天特别难熬。

新京报：这17年里，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王国华：有一两次想到放弃，准备了结自己性命。那大概是孩子死后第四年，何某达和他父亲都失踪了，他家人也好一阵子不出现在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忽然消失，非常着急。也是快过节吧，那天晚上广州暴雨，我淋了一身，走到一个河边的桥上，想哭哭不出来，雨水浇到头上，我看着下面黑乎乎的河水，想一头栽下去算了。内心挣扎很久，还是念着要给孩子一个交代，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