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判断，“2017年二孩占比超过一半，有过去堆积的因素，育龄妇女到了或者接近高龄孕妇，这一波抓紧生育的过去之后，二孩比例会下降。当前年轻人推迟结婚和生育、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生育意愿的下降等，生育数量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虽然生育意愿下降，但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2017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数为13.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有8.1亿人，占比接近59%。

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生育意愿下降值得担忧吗?从宏观视角来看，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口，来促进人口结构的均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人口学者谈论较多的问题。

王广州指出，我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很多，包括年龄结构、区域结构等。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老龄化，这不只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多、社会负担加重，关键在于养老金、社会支持体系需要面对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人口是个大问题，人口总量比如总规模14亿人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结构——当我国老龄人口达到30%，整个劳动力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等，都会相对疲软。”陆杰华指出。

改善生育环境

低生育率并非是单一因素所导致，因此也不可能用单一的措施来解决。

正如有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吐槽，高房价、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是现实中的“避孕药”。

“人口政策的复杂性超出大家的预期。育龄妇女不是机器，更不是工具，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明确‘以人为本’的定位。公共政策需要系统设计，要符合人口发展规律，也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前需要改善生育环境，生育一孩、二孩、多孩都面临压力，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前瞻性和系统性。”王广州直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良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把二孩或二胎政策落到实处，“这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对适龄妇女的生育要鼓励，包括产假补助、给予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以税收优惠;还有围绕小孩成长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都需要有细致的考虑。”杨良初指出。

减税、财政补贴、完善配套机制等，是较普遍的政策建议。“80后、90后不生的原因有很多，养不起、无法平衡生育和工作、没有人帮忙托幼、谁来带孩子等，需要综合配套措施加以解决。这里还涉及到女性就业，如果生两个三个孩子，潜在会影响女性就业、影响企业或单位用工成本，需要针对这些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陆杰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