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减轻财政压力。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我们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延长产假时间，考虑建立育儿假制度。我国从2016年起，将头胎和二胎产假分别调整为30天和128天，丈夫的陪产假从10天增加到15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假时间仍然较短。可先将二胎产假延长到6-8个月，育儿假延至一年，丈夫的陪产假延至3个月。等时机成熟后，再对生育二胎以上的夫妇延长产假或引入育儿假。为减轻企业负担，妇女在产假或育儿假期间的薪资，可考虑按比例或以固定金额由国家财政或生育基金支付。

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居住条件对人口生育率有较大影响，可考虑住房政策向二胎或多胎家庭倾斜。如提供长租房，对二胎或多胎家庭优先；对低收入的二胎或多胎家庭提供3年的租房补贴，或房贷优惠，等等。

长期内，待以上政策效应递减时，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对多孩家庭和女性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对多孩家庭给予财政补贴。

对二孩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或是按照孩子数量累进抵扣个人所得税。由于孩子在未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税金，家庭已为社会养老体系做出贡献。因此，向二孩家庭抵扣个人所得税，用以弥补家庭的生育成本是合理的。考虑到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缺口增大，为长远计，税收抵扣必须适度，并注重其经济效率。建议仅对多孩家庭的第二个以上孩子（六岁以下）集中抵扣税额，也可按孩子数量累进抵扣所得税，同时设立一定的封顶额。

对多孩家庭进行适度财政补贴。税收抵扣仅对中高收入人群有激励，但对边际税率很低甚至是零税率的低收入人群并无作用。在这一阶段，各级财政有必要对多孩家庭尤其是经济困难家庭加大财力支持。包括：生育奖励，如对孕期、哺乳期的妇女给予生育津贴，对家庭6岁以下儿童发放育儿津贴等。为提高补贴效率，可仅对家庭第二个以上孩子发放财政补贴。如果国家财力上仍有困难，建议针对低收入家庭或是在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地区加以实施。

通过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减轻妇女职业发展压力。我国妇女就业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妇女的就业保障措施尤为重要。由于女性在产假和哺乳期间可能被迫中止劳动，企业为减少损失往往选择解雇怀孕员工，导致女性生育后丧失原有职位，极大削弱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尤其是高知女性，职业发展压力更大，生育意愿更低。可对企业进行一定的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

最后，生育政策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口大量流失。我国东北地区以及部分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尤为严重。相反，东部一线城市仍然面临着人地资源紧张和极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应制定鼓励生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程度，制定地方性的人口政策。这样不仅能促进人口发展的地区均衡，而且可总结各地试点经验，为下一步大规模实施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