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卫强度上看，在个人紧急情况下进行私力救济时，不能严格要求其像专业的公职人员一样严格遵守比例原则。要充分考虑在当时客观情况下，因为恐惧而自然造成的防卫人认识和控制能力的减弱，以及自保的本能。如果一旦防卫“失手”则可能继续面临不法侵害，于是不采用相对缓和的手段，原则上不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在本案中，“骑车男”面对貌似非常社会且武力值爆表的“花臂男”，除非从社会一般人的角度都可以确认，对方“花臂男”在当时已经完全处于不能再继续加害的情况下，或者已经倒地，或者开始求饶，否则“骑车男”的防卫就是正当的。

“于欢”案后，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司法普遍慎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情况下，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进一步统一、明确刑法的适用，对“明显必要限度”和“重大损害”进行解释，以防卫人的“合理确信”作为主要认定标准，防止正当防卫条款“悬而不用”，以真正实现鼓励正当防卫与防止防卫权滥用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