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哥萨克陷入极度困惑，“像在草原上的大风雪里迷了路”。一部分哥萨克加入布尔什维克阵营，为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最著名的是传奇英雄、苏联元帅布琼尼指挥的红军第一骑兵集团军；另一部分哥萨克迷恋于昔日沙皇统治下的特权和利益，加入了白军一方。

就顿河哥萨克而言，选择阵营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多年以来，当地的肥沃土地吸引了大量外地俄罗斯贫农前来谋生，他们虽然世代定居于此，但仍未能挤身“哥萨克”的行列，而沦为“外来户”。这些“外来户”虽占顿河地区人口的一半，却只拥有10%的土地，被迫缴纳高额租金给哥萨克地主。在1917年俄国社会秩序崩溃之后，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革命，站在许诺将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布尔什维克一方，并成为当地苏维埃政府的支柱。

相反，直到十月革命前夕，哥萨克还是一个“边区富有者，中小土地占有者阶层”。在顿河哥萨克人群中，中农占51.6％，富农占23.8％，这也就必然使他们成为“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对象。认为有史以来自己就是这里主人的顿河哥萨克也意识到，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土地，就要防止革命在顿河地区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在顿河地区，俄国国内战争主要就是这两个居民集团的生死之争。

正因如此，顿河哥萨克从来没有产生过打到莫斯科推翻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就像一名哥萨克代表在1918年9月说的那样，“我们绝不放弃自己的东西，也绝不贪求属于别人的东西”。顿河哥萨克自始至终只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把用哥萨克的血浇灌过的、顿河沿岸的肥沃的土地拼命地夺回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在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之间摇摆不定。格里高力·麦列霍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在他眼里，顿河地区的新建苏维埃政权“除了使哥萨克破产以外，什么都得不到。这是庄稼佬的政权，庄稼佬才需要它”。可是他的“反动”立场倒也不见得坚定。他也曾经参加红军赤卫队，同白军进行勇猛的厮杀；但是对枪毙40名白军俘虏大为不满，凭着自己感情的冲动，离开了红军。在白军中，当他哥哥被红军打死时，他变得愤怒凶狠，下令砍死27名被俘的红军战士，连叛军首领也不得不下令阻止他的暴行……这个魏延式的人物徘徊于白军与红军之间，先后三次加入白军，又两次参加红军，成了“生长在夹缝中的生命”。

反过来，革命政府又是怎么看待桀骜不驯的哥萨克的呢？1919年1月，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将哥萨克定性为“利用自身军事阶层的特权，自古以来成为俄帝国的工具，是邓尼金及高尔察克反革命的支柱力量”。既然“实行肉体消灭是同上层哥萨克进行坚决斗争的唯一正确方式”；同年3月16日，革命军事委员会南方阵线下达命令，对哥萨克村庄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包括对直接和间接的起义分子全部枪决，烧毁对起义者提供帮助的村庄并消灭一切男性哥萨克……仅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受到迫害镇压的顿河等地的哥萨克达2.5-4万人之多。几乎不经审判就枪杀参加过暴动的积极分子的过激政策，使“整个的顿河沿岸都过着隐秘的、被压抑着的生活”。凡在白军中服务过的哥萨克整天都在提心吊胆，不知道自己何时人头落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格里高力再次参加了反革命暴动——有些讽刺的是，此次大规模暴动的口号居然是“反对枪毙和抢劫”，而这两者都是顿河哥萨克们的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