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风雨飘摇的清廷几乎无力阻止,瘟疫迅速南移,京津、山东等地也开始出现疫情,公共卫生体系几近崩溃。广东台山人伍连德临危受命,担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他在1903年就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研究的正是传染病。
伍连德进入瘟疫中心哈尔滨,果断采取断绝交通、隔离疫区、火化尸体、药物消毒等手段,四个月即控制疫情。
伍连德为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Wikipedia
这场震惊全国的瘟疫,加速了西方的公共卫生观念和措施在中国的普及。比如当时《大公报》上一篇文章《说预防鼠疫的方法》中,就列举了几条办法:勤洗手、勤打扫房间,生水要煮沸再喝,还有就是要勤洗、晒被褥。
晒被子在近代预防瘟疫的措施中占了重要地位。1918年,山西爆发鼠疫,伍连德再次主导防疫,其公示给居民的预防方法中就有一条:“所有之衣服、被褥、铺垫等须曝晒于日光之下,且须连晒至三日以上,每日须经三小时。”这种严酷曝晒,在相信久晒生虫的古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热衷晒被子的现代人也难以做到。
2015年农历六月初六,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金坑瑶寨举行“晒衣节”,晾晒衣物,杀毒灭菌/视觉中国
1919年,河南爆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920年,各地出现霍乱疫情,当局、媒体等倡导的防疫办法中都有一条:多晒被子。
1934年,民国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力图革除中国人生活习惯中“不文明”的部分。新生活运动提倡儒家传统道德,但诸多生活习惯上的规定却很西化,比如不随地吐痰、生水煮沸再喝、蚊虫苍蝇老鼠要经常扑灭,以及被褥衣服常洗常晒——这些都不是古代圣贤的遗训。
有趣的是,宋美龄是这场新生活运动的领袖之一,而年少就留学西洋的她,一直秉持着西方讲卫生的生活习惯。正如《宋美龄全传》里记载,这些习惯就包括了“对于被子、褥子和毛毯等床上用品,频繁地进行晾晒和消毒。”传记还提到,“拥有洁癖的宋美龄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进国人不卫生的习惯”,所以才推动了新生活运动。
2016年11月3日,浙江某互联网公司行政后勤共晒出近3000床被子,场面异常震撼/视觉中国
新生活运动是不是宋美龄所策划,这一点历史学者另有看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晒被子的习惯确是受西方近代卫生观念所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晚清到民国,是以行政强制的方式推行的。
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年代,晒被子关乎卫生,卫生关乎国运,国难当头,晒被子或许能救中国。
外国人不晒被子
中国人刚刚养成了晒被子的好习惯,外国人却开始禁止此事——尤其是美国人。
很多留学指南、移民资讯,会劝诫向美帝进军的国人:虽然加州阳光明媚、庭院宽阔,但可别像在国内一样瞅着好天气就晒被子,有的文章甚至危言耸听:晾被子在美国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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