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发现,这起事故与施工单位资质不合格、监理单位缺位有直接关系。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受不法利益驱使,一些施工、监理单位往往采取转包、挂靠等形式进入市场。
此外,极低的犯罪成本更让职业串标人有恃无恐,不少嫌疑人都是“惯犯”。我国刑法规定,串通投标罪的最高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嫌疑人侥幸完成一起较大工程的串通投标,其获利通常高达千万元,三年有期徒刑并不足以对其产生震慑作用。”程华说。
标后管理失序也助长了串通投标犯罪的猖獗。“许多工程项目都是当地政府的重点工程,有的即使发现了中标企业有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但碍于项目推进进度,相关部门也不敢制止和处罚。”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对此,部分专家建议,将打击串通投标犯罪和扫黑除恶、反腐相结合,铲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此外,进一步规范投标保证金设置,压缩专业投标公司生存空间,增加“围标”串标成本;创新招标方式体现择优原则,加大信用评价机制的运用,提高优质企业中标概率;加强招标文件审查力度,规范招标条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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