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不得不提评书艺术和年代间之地缘政治的关系。建国后东北地区是全国城镇化最高的地区，也是城市消费文化相对比较成熟的地区，尤其是辽宁省，作为共和国长子身上的那颗明珠，辽东一度有着比南方沿海地区更繁盛的市民娱乐文化，这也能让该地区能培育起较为完善硬件表演环境和丰盛的曲艺人才团队，比较冷门的评书界也能分一杯羹，有教学演一条龙的产业链。大鼓、落子、梆子、二人转这些地方特色的曲种互相借鉴和吸收，也给与了评书艺人丰富的灵感。

你不了解了这些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你也就无法更合理地看待当下的喊麦和rap等说唱形式为啥东北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

所以，1980年之后，中国评书圈内辽宁帮形成了集团军的优势，虽然他们自身未必有这个意识。

关外军团的攻城略地给了北京评书界以极大的震撼和危机感。这让以连丽如为代表的京津派评书产生了如何反击的焦虑。

2017年11月，刘兰芳（左一）、田连元（中）助演连丽如的《北京评书大会》

从一件事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来。1979年，中国曲艺家协会代理主席刘兰芳访问北京，被安排到宣武说唱团观看演出，同样是满族的刘兰芳见到了连丽如落落大方：“连丽如同志，我今天向你学习来了。”没想到却遭到后者煽动观众集体抵制，接待场面非常不堪。

连丽如在回忆录中对当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耿耿于怀，认为中国曲协的领导一贯拉偏架，打压北京评书界：

她录制电视评书的时间（《东汉演义》）比刘兰芳（《杨家将》）要早几个月，但在电视排片的过程中“档期”远远落在刘兰芳后面，导致她一直没有火起来，紧接着单田芳靠着《隋唐演义》又在全国大火，逼着已经年过四十，舞台经验荒废十几年的连丽如远走黑龙江开辟第二战场。

90年代初她去东南亚巡回演出，自认为是第一个把评书艺术撒向国外的，但是在2001年曲协编写的《评书大全》中却没有她的名字。

她和郭德纲同步把评书带进了茶馆和书馆，并且为评书申遗，但一直没能得到曲协领导的支持，说评书界整整亏欠了老太太五十年……

除了市场占有率的经济缘由和“同行是冤家”的意气之争，扛起京派评书大旗的连丽如还把关内外评书界纠结上升到了理念之争，认为那群辽宁人说的根本不叫评书。

她有一套非常典型的说辞：“单田芳那说的也叫评书？那不是评书，那叫大鼓白。说白了就是大鼓书把唱去掉了，就剩下念白了。评书是什么，有说有评，才叫评书。打个比方，大鼓白就是泡面泡好了之后把汤水撒掉，就算留下面，也上不了宴席。”

潜台词就是，我和你们这群关外的野狐禅评书演员不是同行，你们不正宗。无独有偶，郭德纲最近也把公式相声打入另册，曲艺家们特殊的境遇下发出了一种别样的共鸣。

至于其它的斗争性言语，连老太太的表达近乎于一种无理的牢骚：“我师兄李鑫荃就是太倔，他捏着半拉嘴巴都比单田芳说的好。他如果当时答应电视台先录《岳飞传》，还能有单田芳什么事？没办法，这就是时代。”

单田芳在80年代中期之后极少再回东北演出，而是扎根北京，和整个时代文化消费重地向关内和东南沿海的大转移合拍，关内外评书艺人在北京这个看似很大，但有限的听众群体和电视广播资源中搏杀，虽然双方玩的不是零和游戏，但少不了各种明枪暗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