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她还是想试试。

公办的渭河小学最终接纳了这个超龄学生。班主任王艳老师也嘀咕过，“我会不会一天到晚都忙着‘破案’啊？”这个孩子的顽皮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第一天见面时，亮亮在校长办公室里上蹿下跳，一会儿在沙发上蹦跶，一会儿钻进茶几里，王艳闻到了亮亮爷爷身上的酒味，出言提醒，亮亮一脸开心地扭头问她，“你是狗鼻子吗？”

聊到最后，王艳和周佼达成了共识，不管怎样，先试一试，不要轻易放弃这个孩子。

当在这座城市流浪两三年的亮亮终于得到一张课桌时，王艳发现，她给亮亮讲过的规矩和道理，这个孩子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化了。下课离开教室，亮亮会主动把凳子挪进去，不发出声响；午休时，他即使睡不着也会把头伏在桌子上；放学后接他的家人总是来得很晚，有别的小朋友等急了，亮亮会把自己剩下的那份零食递给对方，还顺带哄哄那些弟弟妹妹。

马昊在指认现场

与之相对的，是这个孩子依旧敏感而自卑的内心。课间，她看到亮亮想加入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拉圈圈的游戏，却又不好意思开口。她在远处就悄悄向其中的男孩招手，告诉对方，“你们跟哥哥一起玩好不好？”

男孩听了，麻溜地跑回去，一把抱住了亮亮。

在班里，所有同学都叫亮亮“哥哥”，他过去的经历没人关心，王艳发现了孩子绘画上的天赋，还让其他小朋友围过去欣赏亮亮的画作。靠得近了，有爱干净的女生忍不住想开口，她盯着女孩，轻轻地摇了摇头。

班里曾发生一起“盗窃案”，同一天有3个小朋友的东西被偷，站在讲台上的王艳连眼神都没有投给亮亮，“我必须去相信他，我要让他知道，老师没有怀疑他。”事实证明，事情跟亮亮没关系。

在王艳看来，不仅是亮亮在学习重新融入学校，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也获得了珍贵的一课——学习去包容、理解、接纳那些弱势底层的人群。家长委员会的其他家长时不时给亮亮带些吃的，还为他凑过一次书费，学校做活动时，他们还特地给亮亮拍了许多照片。

王艳的电子相册里，有一部分全是亮亮的照片，那里记录了孩子每一个阶段的成长，足有几百张之多。她给他照了很多照片，却不知道能发给谁。亮亮的爷爷总是喝得醉醺醺地来接孩子，奶奶更是路都认不清，孩子的父亲她至今没有见过。

其实，她本来差一点就能见到孩子的父亲了。那次，一向寡言的亮亮话多了起来，他告诉王艳，“我爸爸过几天就回来了。”

王艳在孩子脸上看到了期待和笑容，可一天两天过去了，还是没能等到那位父亲。

亮亮原本准备了很多话要跟父亲说。他还给自己素未谋面的弟弟准备了礼物。那是一个小书包，“我从我叔那儿看过视频，我弟可小了，很可爱的。”

作为孩子的班主任，王艳也很想和孩子的父亲交流一次。“仅靠周警官和我，对亮亮一年两年可以如此，三年四年呢？换了班主任、回了老家，亮亮又该怎么办？他会不会再一次盗窃？”她想让孩子的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这个暑假，亮亮的叔叔结束了外地的打工，回到废品收购站帮忙。亮亮的生活也忙起来了，他时不时跟着叔叔一起去网吧待着，那儿有一群叔叔的朋友。他还负责为这群人买食物和水，东西很重，他曾在电瓶车上失去重心摔了下去。

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卫英康，也在一直关注这起案子的后续进展。他认为，“人的因素是千变万化的，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去保障。”他希望，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能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来共同挽救案件里的弱势群体，同时形成常态化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