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庭审中，杨晓也是头一次知道，他停车的地方，虽然画着停车线，那线却是画在了机非分道线里面的。

“机非分道线就是堵墙，是不应该逾越的，我这时候才明白了。”杨晓说。他想弄清的下一个问题是，到底是谁在那条不可逾越的白色实线里面，画上了允许停车的格子线？

2017年2月，法院组织实地考察。路面这时被重新轧过，原先那些模糊的停车线已经没了。6月30日一审判决还没出来，杨晓却发现，路边被重新画上了清晰的停车线，停车时甚至会收到一张收费单。

“忒任性。”杨晓哭笑不得。

“我们也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了。”代表交通队出庭的张警官说，线不是他们画的。

经历了几次庭辩质证，杨晓翻来覆去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光是路边各式各样停车线的照片，他就拍了不少。可他仍然觉得，自己还是拿不准路边停车的规则。

他总结了6种停车挨罚的可能性。在有禁停标志的路段停车，一定被罚；北京最近新出现一种禁停黄线，在涂着黄线的路旁停车，一定被罚；在没有停车线的路边停车，罚；在停车线模糊了的路边停车，挨不挨罚看运气；在机非分道线内画着的停车线里停车，有可能被罚；机非分道线内画着停车线，且有人收费，也有可能被罚。

去年10月，那些刚画上的线又被涂掉了，在上面停车的杨晓收到了第三张罚单。他赶忙又起诉了，连法官都问，“他罚你告，还有完没完了？”

他其实也不想一直告下去。他记得自己骑车经过三里屯，曾经看到过整条街上沿路都画着停车线，也都停满了车，许多停车线就画在非机动车道上，也有人在旁边收费。杨晓扭着车把手，费力地在车辆中间寻找空隙钻过去，还得留神会不会被突然打开的车门拍飞。“我一个骑车的都堵了10分钟！”

到了家他就给分管三里屯那边的北京朝阳交通支队东外大队打了电话，举报自己看到的情形，对方第二天就回复了他。“说是查到了14个假停车位。”他乐呵着说，又压低声音，“我觉得不止。”

但东外大队的态度和反馈让他欣喜，他还因为三里屯某路口有电动车长期占道的事情，给东外大队打过电话，不久之后就看到电动车挪窝了，路上安装了隔离栏。

“我提出意见，对方有反馈有改进有感激，这样多好。”跟东外大队的友好互动让杨晓心情愉悦。

他原本也想跟自己家附近的交通大队建立这样友好的关系，并不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是个“刁民”。他并不打算迫使谁低头，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个“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更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个麻烦的发现和提出者，也是个针对麻烦的建议者。

其实，杨晓已经知道这第三张罚单自己挨得不亏，之所以打这第三次官司，是为了推着这件事往前走一走。官司打了太久，虽然算起来并没有占用他太多时间，却叫他一直惦记揪心。他恨不得这件事早点有个结果。

案情果然被推动了，这一回他没等太久，三个官司一次判出了结果。2017年12月19日，一审判决书邮寄到了杨晓手里。前两个官司他赢了，第三个官司输了。

“对法官甚至对被告，我都是感恩的态度。各方虽然立场不一，但都理解我不是为了这点钱，而是为了所有人认同和追求的公共利益。”他在接到判决结果后说。

一审判决之后，被告方朝阳区某交通大队针对自己败诉的前两个官司上诉了。二审的判决没等多久就来了，2018年的3月25日，杨晓接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行政判决书。法院判定，前两个官司涉及的两张罚单撤销。

“杨晓并不具有违反停车规定的主观故意性。”判决书里写着，“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为路面标志标线的管理者，应当加强对路面标志标线的管理，使得交通秩序的参与者有明确规则可循，这才是作出行政处罚的基础。”

最后这段话让杨晓印象深刻，他猜，这可能就是法院判他胜诉的缘由。

拿到终审判决书后，夜里10点半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我最终赢了这两个因停车罚单引起的‘民告官’官司。我始终认为输赢不是关键，关键是我应该将打官司摸索出的如何在北京路边停车的经验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