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第13版“思想周刊·智库”栏目刊发了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

刘志彪、张晔来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其中，曾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的刘志彪目前是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这一观点从目前各地卫计委披露的人口出生情况中得到验证：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我们认为我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应对政策。短期内，应全面放开生育，优先发展幼教产业和公共托幼服务，加强国家义务教育体系。

立刻全面放开生育。我国女性的生育高峰在25-30岁。从人口结构来看，1975-1985年出生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目前已过最佳生育期，二孩积累效应将释放完毕。而90年代人口相对减少，加上生育观念改变，指望这部分人担当生育重任不太现实。只有1986-1990年回声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总数高达1.2亿，又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且目前仍有2年左右的时间处于最佳生育期。应利用这一时间窗口，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目前低龄儿童的照料主要是通过母亲兼职甚至全职照料、祖辈的照料支持，以及分散且昂贵的市场化托幼机构实现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老年人承担儿童照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应明确国家在公共托幼服务中的主体责任，重建国家公共托幼体系，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可能性；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兴建民办幼儿园，并加强政府管理；社区街道也可设立托幼机构，提供基层保育服务。努力形成“公立幼儿园为主，民办幼儿园为辅，社区街道托幼机构补充”的多层次的托幼体系，帮助家庭分担儿童照料责任。

加强义务教育体系。我国很多地区把素质教育理解为早放学，普遍缩短义务教育时间，以至于很多家庭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接送小孩并奔波于各种培训班，严重增加了家庭抚育子女的成本。要改变现有素质教育的方式，以公办学校为载体在学校内部展开素质教育。可考虑恢复小学生“朝八晚五”的上下学时间和实施弹性放学制度，以便与职工的上下班时间相衔接。也可针对双职工家庭9岁以下的儿童开设寒暑期班，开展素质教育。为此，要努力增加中小学的基础设施和师资供给，并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

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舆论宣传。应纠正把人当作负担的片面认识，形成“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科学人口观。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社会恢复和树立多子多福的理念。

中期内，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并妥善利用好存量的社会抚养费，通过花费较小的经济手段来鼓励家庭生育；延长产假并建立育儿假制度；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等等。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