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几处描写项羽的内容，总结项羽的性格也就不难总结出来。对于一个仁爱将士、百战百胜、天生神力，而又刚愎自用、狂狷不羁的六国后人来说，多少是有些偶像包袱的，当乌江亭长请他过江时，他才会说出“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样的话来。而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本能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东山再起，也不找自己失败的原因，而是认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司马迁写人物的私言，多是这种笔法，将事件与语言结合，彰显人物性格、智慧等，从而又回过头去为人物设定语言。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钱先生的论断，可以说道破了司马迁写人物语言的真谛。

又如屈原与贾谊是司马迁认为的“第一流”人物。在写屈原沉江时，渔父恰好出现，二人的对话极有意思：

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某天渔父去打鱼，突然碰到了“学术性官员兼网红”屈原站在江边，自然要问他在这里干什么。而当知道他准备投江自杀的时候，渔父很自然就会劝他：“别想不开啊，你看古代的圣人，能够不执著于现实而与世俗相处，你为什么不在这个世道里随波逐流呢？”屈原说：“我也听说过刚刚洗过澡的人要弹冠振衣，去其尘土。我怎么能够揣着明白装糊涂，宁愿葬身鱼腹，也不与奸佞同流合污。”

渔父的话自然是符合劝说屈原放弃投水自杀的情境，屈原的回答也与他的性格和身份相一致，读来自然亲切。既展现出屈原的高洁，又写出渔父这一不知名的隐者语言中所包含的道理。而且这次相遇颇有传奇色彩，渔父的话不像是渔父说的，反倒像是某个隐者的劝说。这种传奇式的相遇，自然更能够凸显屈原的性格。试问一个真正的渔父怎么会用这种语言规劝屈原，屈原又怎会对他说出如此长篇大论，就算能够说出，渔父恐怕也听不懂。这一段自然也是司马迁精心设计，“想当然耳”。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既然史料中这么多的语言对话，特别是私密对话多是想当然，那么历史是否就等同于叙事，如同小说一样是虚构的呢？是否要认同后现代的问题：历史=叙事？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录了商代自盘庚以下历代先公先王的顺序，在甲骨卜辞发现之前，特别是日本的“尧舜禹抹杀论”的影响，都认为殷商史的传世记录是虚构的。但甲骨卜辞发现之后，王国维利用卜辞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所记世系的可信（《史记》中有世系排列错误，但并不影响《史记》关于商代世系排列的可信性）。管中窥豹，《史记》的记录，保存了大量的史实，虽然在语言上为符合人物性格特点，做了适当的虚构，但是那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在特定的历史事实的情境中进行设计，是符合人的思维形式和认知能力的。因此并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些就认同“历史=叙事”的说法，而是应该从更大的结构中认识司马迁的记录，甚至从文法上学习《史记》的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