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接纳外国人安乐死的国家。5月9日，澳大利亚一名104岁老人大卫·古德尔在瑞士实施安乐死。安乐死实施当天，瑞士诊所的医生问了他几个问题：你是谁？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你要来这个诊所？你知道用药之后的后果吗？他平静地回答完这几个问题，输液管的开关交到了他的手上。他的身边是自己的家人，房间里回荡着《欢乐颂》。他滑动开关后安然离世。谢可在网上看到了这则新闻，她喜欢老人说的那句话——“为什么我要因此而伤心呢，我不觉得死是一种残酷的事，而是一件自然的事。”脑炎和抑郁症伴随她已有十年，后来她又陆续查出患有肌肉萎缩，癔症和妄想症。

因为疾病，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 “这个病让我结不了婚，上不了班。一切都乱了。”谢可每天待在家里，上网或者昏睡。她会因为取一个快递感到焦虑狂躁，时常莫名大哭。她去医院多次，住院输液，吞下十多种药片，经历过腰穿、埋针等一系列治疗，在医院接受过无数次MECT（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一股电流冲进她大脑中，让她失去意识。

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她出现幻觉，觉得有虫子在啃食她的身体，全身疼痛难忍，有次在无意识中拔掉了埋在手臂里的针管，血顺着她的手臂流了很长时间。她不想吃任何东西，被插上鼻胃管，身体被捆绑住，接受医生的灌肠，“当时我特别想离开这个世界。”

治病多年，这种“慢性的精神折磨”并没有放过她。她认为药物对她而言完全失去作用。从最初夜里频繁做噩梦，到彻夜失眠，她彻底被黑暗包围。她形容这种生活“如同活在地狱里，完全被痛苦摧毁了。”糟糕的时候，浑身疼痛难忍，心情恶劣。

她认定自己“患上不死的癌症”，“家人都跟着我痛苦。”无缘无故的恐惧感最让她受不了。病情加重后，谢可想到了早就知道的安乐死。“难道我不能选择如何死亡吗？”她说，她活了这么久，从来没有快乐过一天。“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可以摆脱欲望，也没有恐惧了。”

活着与死去

谢可在一个清晨把自己想安乐死的决定告诉了家人，并开始实践自己的计划。她的母亲今年在疾病的折磨中去世。“这更让我丧失了全部的信念。”她说服了父亲，“他知道我有多痛苦。”

她不断搜索世界上相关案例，比如一个患上抑郁症的比利时年轻女孩，被同意执行安乐死，“但是其他国家都不允许。”

一个月前，谢可在瑞士尊严中心官网上提交了申请。三天后，她收到了邮件回复，这让她看到比活着更大的希望。那边发给她“一大堆”英文文件，她英语不好，仍努力逐字逐句地理解对方的意思。

文件中写道，申请安乐死的人要符合几项条件：有最基本的行动能力，比如可以自己服用药物；身患致死之病；有重度的失能残疾；有无法承受和抑制的病痛。

同时，申请者必须写明申请原因，描述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以及疾病对生活的影响；申请者必须准备一份及以上最近的体检报告，以及两到三份病历。这些内容必须包含病史、诊断、医嘱、疗法，以及医生的预判结果。

谢可在她的申请陈述里写道：“现在我正在遭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折磨，时常控制不住情绪。有时候会痛哭一场，有时候哭不出来，憋闷得没有办法正常喘气，再活下去感觉就要精神失常了。我的病毁了我的生活，也毁了我家人的生活，我不希望没有尊严，没有价值地活着了，我看不到希望，整日活在恐惧中，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质量了。”

即便准备好所有材料，谢可隐约感觉自己“百分之九十的可能通不过申请”。但如果通过了，父亲会陪着她一起去。

合法化之争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安乐死都被认为是违法的，至少是备受争议的。

张玉堂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理学教师，关于安乐死的案例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1986年陕西汉中市肝病患者夏素文的安乐死案件和美国2005年永久性植物人特丽夏沃的安乐死案件。“前者一直被媒体冠以国内首例安乐死案件，后者则是近二十多年来影响巨大的国际性安乐死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