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陕西汉中，传染病医院医生蒲连升在病人家属请求下，为一个生命垂危的女患者实施了“安乐死”，但是3个月之后，他被公安机关抓了起来。检察院在公诉书中指认，蒲连升涉嫌故意杀人，但是在六年之后，汉中市法院终审判决，蒲连升无罪。

张玉堂说，“典型的安乐死案件在大多数尚未（安乐死）合法化国家的司法审判中，多数情况下仍然是被判无罪的。在中国，我认为可以用单纯的司法技术来解决安乐死的个案问题，例如可以用更完善的犯罪构成理论来排除个案的入罪，但仍保持立法上的威慑。”2001年，蒲连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的目的就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医生的责任就是要减轻病人的痛苦。”潘京是最早采访过蒲连升的记者，他记得，转到诊所工作的蒲连升后来想过做安乐死热线，但“环境和条件似乎不允许”。

三十多年过去，安乐死在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存在争议的话题。

北京肿瘤医院普外科医生吴舟桥是一名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者。他曾在荷兰的一家医学中心外科工作四年，这期间的见闻让他对安乐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安乐死永远都不可能是患者家属提出的，而必须是患者本人在清醒、理智情况下提出的。”

吴舟桥过去从《荷兰在线》等网站提供的数据得知，荷兰每年选择安乐死的人数约2500人左右，约占死亡人数的2%左右。在荷兰，“只有身患难以忍受的绝症并且对自身状况有清楚认识的情形下，患者去申请才有可能被批准，并且其审核程序非常复杂、漫长、谨慎。”针对目前我国的情况，“如果想要在安乐死上面推进的话，我们要做的还很多，例如患者对于疾病的知情权以及患者对自己治疗过程的充分参与，如果整个治疗都是孩子拿主意，是无从谈及安乐死的。更多的包括生前预嘱的推广、缓和医疗（安宁疗护）的推广等等。”吴舟桥说。

与吴舟桥不同，张玉堂是安乐死合法化坚定的反对者。2000年下半年，他在读法理学研究生时，经历了一次课堂讨论。当时老师组织讨论的是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自由的法》一书中关于安乐死的研究。他在讨论发言之前，对安乐死合法化是赞同态度。但是，当时班上同学众口一词的对此赞同，他刻意发言表示反对，临时和同学们辩论了一番。“那时就觉得靠情感和直觉去支持安乐死是有问题的。”

课后，他到图书馆找资料，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最终形成那篇《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论文，并自此坚定地反对安乐死合法化。他在这篇论文的结尾写道：“对任何个人而言，给自己找个死的理由并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难的是我们如何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个交代。在安乐死案件中，真正能够考验法官的难题，也许不是那写在法典里的某个条文，而是来自病榻的永恒质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

他认为，“在中国，我个人完全赞同个体的安乐死选择，但是，我反对立法层面上普遍的合法化。”在他看来，自由和自决，尊严和选择都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在我国，那种适合于安乐死的社会条件是远未到达的，甚至是持续恶化的。我国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社会化养老及医疗保障的不足，一旦安乐死合法化，会导致病弱老人及各类弱势群体彻底丧失最后的生存保障。”张玉堂认为，一对夫妇如果赡养四个乃至更多老人，他们的负担会使得安乐死成为一个务实的解决问题出路。老人们也可能被灌输生命质量与生命尊严的观点，这对于各种重病、慢性病、失能严重的病人也可能产生一种道义上的压迫，那些长期霸占医院病房和养老床位的老人和病人很有可能就“被安乐死”了。“这种风气最终会传递给中年人乃至年轻人，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一旦年老多病就会被社会抛弃，或许人们的很多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发生改变。总之，这是个极易发生的、想想就很恐怖的前景，它会让你不由自主的去回想斯巴达的历史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所作所为（指二战期间根据其信奉优生学理论以及其纯净种族的理想，纳税党人用‘安乐死’、‘尊严死亡’等名义有计划的屠杀慢性病、遗传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其他民族人士达6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