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8月抵达维也纳后，伊藤博文终于见到能解答这一问题的学者：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洛伦茨·冯·施泰因。

施泰因主张所谓“国家人格说”，即认为国家也拥有人的自我意识（Ich）、意志（Wille）、行为（Tat），其中自我意识的代表为君主、意志的代表为立法机关（议会）、行为的代表是各大行政机关（官僚机构），三者某一方坐大便会分别形成“专制君治”（君主专政）、“民政专压”（多数派暴政）、“专理者”（独裁者），都不是健康的政治形态。如果想要构建高效政府，便需要“宪法规范邦国三大机关的结构及相互关系”。

但在施泰因看来，建立宪法最难的事情并不是确立条文，而是如何将国家“意志”化为国家“行为”，即在“行政”方面如何下功夫。事实上施泰因在1876年《行政学手册》就提到“我们在本质上已经跨过了创立宪法的时代，下一个时代的着力点应是行政”，而经过考察，伊藤博文也提到“最初认为只了解宪法之事便充分，如今才明白行政管理之事绝非容易”。

近代欧洲既经历过君主专政的高压政治恐怖，也体会过无限制民意带来的国家灾难，其主要问题都是缺乏一个稳定且依法行政的官僚系统，行政体系经常受到君主、贵族、党派以及意识形态的左右，国家政策朝令夕改，难以连贯。经过长年发展，欧洲政治法学出现“法治主义”思想，即无论国家主政者如何变化，国家的所有政治活动都要受到法律约束；具象到大陆法系方面，德奥法学界便将目光对准“如何规范行政体系”，施泰因正是其中重要人物，也被称为“行政法学之父”。

按照施泰因理论，伊藤博文很容易给日本各大政治集团找到定位：日本国“自我意识”的代表即是天皇，“意志”的代表是民间各大政治团体，“行为”的代表则是从明治政府成立以来的整套行政官僚体系，而自己正是这套官僚体系的核心人物。

事实上在当时，伊藤博文也确实被夹在中间：一方面大隈重信下野后加入“自由民权运动”，鼓动民众要求建立“英式”宪制，以民权形成的议会为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另一方面保守派又极力反对“英式”宪制，要求走“德式”路线，以君主权力对抗意欲兴起的民权。正因如此，施泰因强调“行政权”与官僚体系作用的理论深深感染伊藤博文，在君权与民权激烈对立的状况下，伊藤博文逐步走上“第三条路”。

·明治政府制度：再版哈登堡“宰相制”

1885年11月，日本废除颇具古典色彩的“太政官制”，改由“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统辖其他全部大臣意见，担当最高国务决策权，并拥有直接面见天皇的权力。伊藤博文当仁不让，成为日本第一代首相。

从制度看，1885年日本内阁制度与1810年哈登堡“宰相制”不无类似，不过从本质上说，“宰相制”的理论基础恰恰来源于英国首相对于王权的长期制衡形态，连日本保守派井上毅也认为“普国千八百十年之制（宰相制）同于英国”，“如今内阁之组织生出英国风类似之倾向”。换言之，普鲁士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路线有相似之处。

随即1886年9月，伊藤博文与明治天皇达成“机务六条”：内阁会议除非首相邀请，天皇不得参与；天皇若“下问”国政，只能召见对应的国务大臣及次官；国务大臣若想汇报主管事项，即便天皇生病也可进入内宫“拜谒”——有别于同时代德意志帝国允许“帝国皇帝与帝国宰相合作”，伊藤博文反而借鉴哈登堡“宰相制”对于君权的压制，直接封死了天皇直接干预国政的可能性，内阁变成一个脱离皇权存在的独立实体，进一步走向“英国风”。

这种“英式”倾向具体到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中，具象为第4条“天皇……依此宪法条规行使（统治权）”，第55条“凡法律敕令及其他国务相关诏敕要由国务大臣副署”，即形成天皇必须守法、天皇参政必须通过国务大臣的制度。另外，伊藤博文认识到宪法可以不只制定一部法典，还可以效仿英国建立其他具有宪法功能的文件，于是在1889年帝国宪法同实行当天，另一部规范皇室治理的《皇室典范》也同样实行，两本法律属于同位法，共同形成日本帝国的根本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