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层面，日本帝国没有采取德意志帝国的男子普选，而是采取普鲁士王国与英国的“限制选举”，没有一定财产与收入无法获得选票；主权机构方面，也没有仿效德意志帝国把上议院定为国家主权机关，而是仿照普鲁士王国与英国，将最高统治权集中在君主身上，因而有了与普鲁士宪法相似的“天皇人身神圣而不可侵犯”、“天皇宣布开战与和平并签订条约”、“天皇召集与解散议会”、“天皇统帅陆海军”等等条文。

但与此同时，伊藤博文却对议会有一个极为有趣的设计：即允许议会审议国家预算（普鲁士制度）并提出法律提案（英国制度），但同时又在整个议会体系上设置了一个法律法令的“终审机构”枢密院：无论提出什么法律提案，最终都要由枢密院来审理完成。这一套体系等于是给予议会一定活动空间，却卡住最终审核这一步骤，而枢密院又恰恰由明治官僚所组成，这就让伊藤博文等人能够事实上抓住整个明治国家的立法大权。

·军部地位：宪法体系的固有漏洞

当然在军权问题上，日本也存在固有缺陷。

由于日本存在军权独立于政权的传统（幕府），明治国家构建过程中，军队建设相对独立。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军队主流派官僚自然不愿意效仿英国，把军队让由国会指手画脚；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的陆军军权分散在各地方政府，这也为崇尚集权的日本军队所不能接受；唯一可供参考便是普鲁士王国的制度，即军队独立于议会，直接接受君主管辖。

但与普鲁士国王有所不同，日本天皇已经数百年没有掌握军事大权，以倒幕战争起家的明治军阀却拥有更大军权；而且就在1880年代，明治天皇与军方围绕人事、制度问题矛盾激化，天皇甚至多次拒绝出席军队仪式，导致军方与天皇之间无法形成互信。最终在伊藤博文调停下，天皇同意通过参谋本部（陆海军最高指挥机构）行使“统帅权”，这虽然能让皇权得到规制，却也让军部高层的权力过度扩张，成为足以与政府对垒的权力集团。

既然借鉴普鲁士制度，日本帝国在宪制方面也存在与普鲁士王国相似的问题，比如宪法中均未明文规定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普鲁士王国的大臣会议、日本帝国内阁——的具体权力，仅针对大臣的任命与责任加以规范。在日本帝国体制下，天皇的“辅弼”工作就等于是一分为二：文官权力归属伊藤博文领导的内阁，军权归属“国军之父”山县有朋领导的参谋本部。

当然，由于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同出于幕末长州藩，双方存在同僚感情，明治时代政府与军部的矛盾并不明显。然而到明治元勋全部作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军部便在军事问题上可以越过整个内阁政府体系、直接面见天皇，这也就成为日本近代最麻烦的“帷幄上奏权”之始源。

综合来看，近代日本所实行的宪制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机械性的“德式”，而是以普鲁士王国的宪制为基础，融合一定英式元素。但由于明治国家构造中的固有问题，普鲁士王国对于军权的规制进一步扩大日本帝国的军部特权，为1930年代军部暴走埋下了制度隐患。

但也需要注意，明治宪法体系本质上建构于19世纪日本的政治关系上，宪法法条的改动也体现出伊藤博文与其他集团政治家的斗争与妥协，他们建立的体制本来就是应付当时局面，而不是为了后世考虑。与其苛责伊藤博文没有预见到未来的漏洞，不如另开一题，聊聊为什么昭和政治家没能阻止军部暴走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