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于财政部长任内

宋子文听了非常高兴，依计而行。在新召集的会议上，唐寿民一提笔就写了“认捐二十万元”，参会的各银行经理，尤其是中交两行的汉口负责人大惊失色。但事已至此，不得不随声附和，其捐款均高于20万元。唐寿民这一行为得到了宋子文的好感和信任，却激怒了陈光甫。他立即让唐回上海总行述职，痛骂其如此重大事件不经请示就擅自行事。唐面子上吃不消，当场拂袖而去，自立门户。

次年陈去汉口住了大半年，想起此事还积郁难平。在私人日记中，他竟滔滔不绝开列了唐的七大“罪状”。比如第二条就是“在职之时不知节省，家用、外用非分扩张，以致不安于位。在行领俸之时，就要去勾结宋子文，故外间谣传已派为厘金总局长等语”，然后下了个结论：“此之谓不忠。”陈光甫还在日记里感慨道：“汉行为何没有第二个人可靠？”他甚至觉得“一种黑暗之气笼罩全行，或云腐败气亦可”。

其实，同“革命”新贵宋子文勉力周旋乃至竭诚报效，唐寿民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了上海银行的利益。当然，为此得到了宋的青眼有加，也是副产品。后来，也正是这层关系，他担任了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成为民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

在汉口大半年，唐寿民的“背叛”一直让陈光甫十分气愤。在同时间和学生伍克家的通信中，他又说起唐寿民，“由江苏银行月入十数元起，至每月收入八千余元，到汉后竟急急要东做生意、西做生意。若说其有意害我，则我不敢信；但是他为何要如此做法，为何还不知足？此无他，乃受镇江环境式之麻醉也”。“镇江式”是陈光甫自造的概念，他曾在日记中解释，“为领袖谨惕者少，思借地位而营私者多”。这顶大帽子扣下来，他全然不顾自己其实也是镇江人。不过，陈光甫眼光确实独到。抗战时期唐寿民落水成为经济汉奸，确实是他爱慕虚荣、热衷投机的再一次表现。

陈光甫不仅在事务上同宋子文多有龃龉，其对宋的人品也多有不屑，认为其“为人毒辣，不讲情面”。1928年初，随着蒋介石复职的呼声甚嚣尘上，陈光甫已然萌生退意；到南京政府明确任命宋子文为财长，陈也就只能一走了之了。

“中国受中亚细亚民族之影响甚深”

自1928年陈光甫提出统一币制，到1935年法币改革，其中相差了整整7年，其中宋子文的迁延拖沓达5年之久。在陈光甫日记中，也揭露了宋的这种颟顸误国。他写道：“中国不肯马上脱离银本位，即是恐怕力量不足，觉得非一笔大借款无此胆量毅然决定改变币制。此种思想几弥布政府全局，此为延误事机之唯一实情。宋子文主张最力。”

币制改革的无政策、无决策、无对策，以致在宋子文手上5年毫无进展，其人确实难辞其咎，但由于成见过深，陈光甫会很敏锐地捕捉一切不利于宋的负面消息，并深信不疑。比如1932年3月17日的日记，认为宋子文跟蒋介石一样对日坚持“不抵抗政策”；5月3日，又道听途说宋子文向法国购买军火若干，便得出结论“宋有准备自做独裁之势”，“此人要做军阀”。

当然，宋子文对上海银行也不友善。其母倪桂珍是上海银行的最老股东之一，其私人存款也长期存放在该银行。倪去世后，等这些存款一到期，宋马上全部提取，存入外资大通银行。这笔款项要近十万元，如此全部提清，很显然是对上海银行的不信任。难怪陈光甫要恨恨然地“特将本票摄影保留，籍资日后参证回忆”。然后在日记里他直接评论道：“窃思华人对于本国金融不知爱护维持，又何能苛责外商银行之言行不相顾哉？”

陈光甫之于宋的恩怨，二十年如一日。1947年4月23日，陈作为国府委员参加成立会，遇到了宋子文。据当天日记，宋子文笑着对陈说：“你简直是个妖怪，真不像有六十七岁的人。你究竟有一个怎样的秘诀？”陈笑答道：“没有别的，也许还是我一直不做事的缘故。看你如今官不做了，神气也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