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九时乘日清公司瑞阳轮船赴汉，今早八时半舟始启碇，因候潮水也。临行承敦甫、淞荪登舟相送，殊为可感。”1928年1月9日深夜，于瑞阳轮特别舱搭乘轮班的陈光甫颇为寂寥，在日记簿上写道，“今日天气不佳，十一时出吴淞，风浪大作。舟中无事，看书消遣”。

文中的“敦甫”即杨敦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副经理，也就是总经理陈光甫的第一副手；“淞荪”即贝祖诒，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这二人前来送行非同小可，证明陈光甫离开上海寓居武汉的时间将非常长久，因此临行前已将上海银行的主要业务交托予杨氏，并委托贝氏从旁协助。

陈光甫

武汉当然也是陈光甫的旧游之地，事实上，他虽然籍贯江苏丹徒，但就事业履历而言，算是“半个”武汉人，其青少年时代就在这里度过。在离开上海前夕他是向上海银行管理层打过招呼的——对外的公开理由是处理其父在汉口的遗产；而对内的秘密理由是，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唐寿民刚刚辞职，他要去清理账目。但无论怎么看，这两个理由都不会令其在武汉滞留大半年之久。

就在五六天前，也就是1月3日，南京政府明令宋子文接任财政部长，在财务金融方面为即将复国民党军总司令职的蒋介石作铺垫。或许，蒋宋的重新崛起，才是陈光甫畏避汉口的真正原因。

蒋介石是“七成张作霖”

陈光甫很不喜欢蒋介石。早在1927年6月11日，也就是蒋氏占据江浙沪不久，陈光甫在私人日记中，对其人就多有讥评。

当时国民党因内部分裂，北伐差不多停了下来。国内颇有势力的军政力量分成四块：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以及北洋方面的张作霖集团和孙传芳集团。对于北洋系，陈光甫认为其已经失败，并在日记中分析了原因。他认为，“孙到江浙一事未办，以致失败”，也就是说孙传芳没有为辖区人民办好事谋福利，以致失去了群众基础，没保住江浙地盘。

至于张作霖当时虽然还盘踞东北华北，但陈认为他也失败了，并总结了原因：一是“不恰舆情”；二是“滥发奉票，以之扩充军备”；三是“不善用人”；四是“不代人民做事”，五是“以个人为本位，视东三省如张家天下”。

然后他断言，“蒋之政府成立时间虽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具体内容，陈也总结了三条：一是“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一千万元”；二是“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是“引用一班半无政府党之信徒扰乱政治”，这里的“半无政府党信徒”指的是那些身为国民党元老的前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张静江，他们经常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宏伟蓝图，令执行者啼笑皆非。既然蒋介石“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那么，在陈光甫眼中，蒋氏也就已经败了七成。

不过，陈光甫心里也知道，蒋介石乃至国民党的走向，不仅仅其个人选择或政策选择，其背后还有一个关于“革命”走向的意识形态问题。比如“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这对于蒋氏而言，“党国”非但不是问题，而且还是政治目标，这让他如何修正？

对于国民党及其革命来说，陈光甫也算是故人。1904年夏，作为湖北省政府派遣的“赛品员”（职务名），他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在现场他结识了正好于北美游历，以洪门当家身份在华侨中鼓吹排满革命的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