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宋子文刚因“黄金风潮”从行政院长位子上下台，举国笑骂，陈光甫再去补上一刀，实在是没有必要。不过这也证明他对于宋子文的偏见，从未消除。

对于李宗仁他也一直保持着好感。虽然两人后来也没什么接触，但直到1949年，陈光甫在私人日记中依然尊称李为“代总统”。

不过，对于其他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20年来，陈光甫却有着绝大的变化。

1928年初，他决意自上海退居汉口的时候，由于心情恶劣，也由于此地刚经历兵灾，尚未恢复，反正，陈看出去，是一片混乱衰败，到处是所谓“穷化恶化”的证据。在此时的日记中，他认为中国需要欧美管制，因为“乃有英美等白色种族优秀分子在内，有移化之力，故可常新不坏”。他还认为，中国消极不振的原因是“数千年亚洲遗毒”厉害，所谓“中国受中亚细亚民族之影响甚深”，无法“善化”。

但是，20年后他履迹香港，却又是另一番感观。1948年12月7日，在日记中，陈光甫由衷地说道：“吾四十年以来游历中国地方不少，不必谈西北、东北、广东等处，即以苏北而论，姜堰、曲港、通州、大中集，均系富庶之区，地方平安无事，人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较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者。不过香港在物质上比较近代化一点。”竟然把这些苏北小镇的安和乐利同香港相提并论，可见他通过这20年看到了中国的演化和进步。

至于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陈光甫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和冷漠，对其很少有个性化的评论，也不用任何尊称，难得呼之以职衔。到1947年4月23日陈新任国府委员，可能是因为感激之情吧，于日记中开始尊称蒋氏为“先生”。当然，对其施政方针还是批评，认为“要继续打内战，国民党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他十分形象地揶揄道：

“今天的政府好有一比，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二十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于是总经理蒋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东来——或者比传的更确实些——请几位新董事而总经理不变，希望因为这些新分子而银行可以暂渡难关，依然维持下去。”

从此以后，他私人日记中，“蒋介石”就变成了“蒋先生”。但这位“蒋先生”在大陆的末日，也即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