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上，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以微弱的伤亡先后歼灭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太平洋舰队，特别是对马海战中，俄第二、第三太平洋舰队（实际上就是远航两万海里来到远东的波罗的海舰队）为标志着日俄战争的结束。

对马海战意义非凡，孙中山和英国海军史学家威尔逊都曾这样表示：“对马海战的胜利意味着黄种人和白种人在世界舞台上可以平起平坐。”

沙皇一年半以前提出的谈判请求终于“生效”了，但选择谈判代表绝非易事——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五十年，俄方的谈判代表从未以失败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一屈辱的职务。沙皇这才想起了赋闲的维特，这是一个既有过人谈判技巧、又能使日本人心平气和接受和谈的人选。沙皇以“极其谦卑的姿态”请求维特参加谈判，但给出了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不割地、不赔款。

维特从容接受了这一任命。对战败国而言，又不割地、又不赔款的谈判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全世界的列强都在看俄国人的笑话。但维特很快捋清了谈判思路——谈判地点设在美国军港朴茨茅斯，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与俄国没有太多瓜葛的国家，其国民又多信仰基督教，与俄国东正教同源，因此维特在一开始制订谈判策略时，便以博得东道主俄同情为突破口。维特的策略具体如下：

1、不显露因战败而急于促成谈判的意图；

2、既体现大国使者的豪情壮志，又体现贵族绅士的温文尔雅；

3、讨好美国媒体和公众、对在流亡美国的俄裔犹太人表示足够的尊重；

4、充分利用列强不愿日本独霸东亚的心理，拒绝赔款。

在谈判场外，维特做足了功课。他充分利用了“肤色歧视”——即美国白人对日本人的反感与不屑，在舆论上大造声势，甚至主动召开记者会，公布谈判进展；而与之相反，作为胜利国的使者，日本代表、外相小村寿太郎则恪守“闷声发大财”的原则，竭力留存谈判底牌，对谈判信息不予披露以获得场内利益的最大化，这浇灭了西方记者的热情，也引起了美国公众对日本人的反感。

因此，在场外较量中，维特完胜，这甚至影响到了东道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倾向。经过多个回合的拉锯后，日本在多国施压下被迫放弃了战争赔款，而除夺取满洲和朝鲜地区部分设施的控制权外，日本并没有新增任何领土，维特创造了一个战败国取得外交胜利的奇迹。归国后，沙皇授予维特“萨哈林伯爵”这一荣誉头衔，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南萨哈林岛在1875年被日本占据，这一头衔被维特的政敌讥讽为“半个萨哈林伯爵”，沙皇对维特的成见，似乎仍未消除。

力有不逮，狂澜难挽

日俄战争对俄国精英阶层的冲击很大，维特也更加坚定了他此前的认识，即俄国实际上脆弱不堪，并坚持俄国应该走“韬光养晦”的发展道路。平息1905暴动后，维特主持起草了俄国第一部宪法的前身《十月十七日宣言》，许诺给人民一定的政治权利；维特还利用个人威望为俄国筹措到22.5亿法朗的国外贷款，帮助沙皇政府渡过危机。

但沙皇并不感激维特，在危机暂时渡过后，尼古拉二世便用斯托雷平取代了维特，维特永远地赋闲下来，直到1915年去世。沙皇和极端派始终不曾放过维特，维特死后不久，他效忠一生的尼古拉二世便派人搜查了他的书房及其夫人在巴黎的别墅，防止维特留下任何“不利于沙皇”的遗作和回忆录。然而，维特夫人将维特的回忆录存于银行内，因此《维特伯爵回忆录》得以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