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论与现代理性

一神的信仰是一个可以导致了对真理热烈追求的精神和传统。托马斯．阿奎那相信理性和信仰在认识论上是分离的。但在“终极真理”和“第一因”的层面上，两者是统一的。在宗教中上帝被定为真理。在神学里，上帝被假设为真理。在哲学上，上帝也仍然是长期以来不能绕过的真理问题。一神论的信仰导致了人类认识的巨大进步，没有信仰，很难想象人类的理性会走到今天。即使从历史上讲，正是人类对“上帝”，对“第一因”，对“终极真理”的无穷探求，才导致了大量知识的发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世纪以来对“统一性”的探求，人类理性就不会废渣按成文艺复兴以后的样子。信仰推动了理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都认为，西方近代的理性精神和基督教一神论信仰有极大的关系。

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一神的信仰和科学的理性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犹太教背景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体会更有说服力。当被犹太教拉比追问是否相信“上帝”时，爱因斯坦交代说：“我信仰斯宾诺萨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斯宾诺萨的上帝观是“泛神论”（Pantheism）。“Pantheism"有两个解释：一是指把上帝等同于秩序和法则，另一则是指对一切神都加以崇拜。斯宾诺萨的“泛神论”是前者。他主张在自然和生命中认识上帝。如此使科学的理性思维和“上帝”的终极信仰建立沟通。对“上帝”的寻找，引导和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上帝”的绝对性和“真理”、“理性”的一元性密切相关。一神论的信仰和一元论的理性，这中间有很紧密的联系。

东方宗教缺少一神论的传统。按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中国和西伯利亚、美洲、非洲及太平洋岛国一样，都是相信多神论和第二种意义上的泛神论的民族，是萨满教传统。只有起源于中东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后来传播到欧洲及西方基督教民族是相信一神论。东方民族的宗教多是多神教。多神论宗教传统产生的文化多元性及其宽容精神，近年来为欧美哲学家所重视。提倡多元性，是对欧洲一元文化的重要修正。但是，对正在建立坚定理性的东方社会来说，一元性仍然相当重要。东方社会长期的萨满教传统，使近代形态的社会理性相当艰难。既是是当今提倡多元文化主义最为突出的西方哲学家，如哈贝玛斯、查尔斯．泰勒、汉斯．孔，他们同时也在寻求一种全球的同一性。“文化多元主义”(Muticulturelism)和“普世主义”(ecumenical)、“全球基本伦理”(Globalethnic)、“全球化”(Globalization)并非都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之间完全可以保持张力，以保持人类理性的平衡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个全球认同的基本社会伦理和精神原则，日益紧密结合的人类社会，在文明与文明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民族之间，社群之间，性别之间，会发生多大的冲突和危机。对一种文化的内部发展而言，如果没有一个基本认同的宪法、法律和伦理原则，其自身的稳定也将面临大威胁。同样，以主观上的一神，或一元的绝对价值去衡量一切，不顾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会引起剧烈的冲突。对成熟起来的世界，和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普世主义”观点和“多元文化”理论是同样重要的课题。中国的思想和哲学中，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同时为“普世主义”和“多元文化”的论说提纲武器。事实上，中国的精神传统中，既有儒家式的“普世主义”（如先秦儒家“大同”、道教“道生一”，宋明儒学“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理想，也有道教和佛教的“多元论”（“无为”、“无可无不可”、“无”、“空”）等。而最能引以借鉴的，就是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的实践。他们即保持了一神论的普世价值，同时又容纳了多元化的中国文化价值。已经过去了四百年的成功实践，值得我们今天努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