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是最早离开西方文化环境，到远东传教的修会。怎样处理和非洲土著、美洲印地安人、印度各邦、东南亚各族，以及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罗马天主教在十七世纪突破了中东、西欧的局限，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宗教，罗马教会也成为一个跨文化的大帝国。当时新教各小教派只在西欧、北美单一文化圈内传播。到了十九世纪，新教才开始远方传教，到达非洲、亚洲。因此，如何处理不同民族传统间的复杂关系，罗马天主教比新教更有经验，也多有教训。到今天，我们在拉美看到的天主教，和亚洲看到的天主教在外观上完全不一样。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拉美墨西哥的造像像印地安人，菲律宾的造像像南太平洋群岛人，而中国明末的耶稣像用水墨画制作，耶稣成为江南人。但是，罗马天主教最终还是能在神学和教会组织上将这些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教会融为一体。对一个学者来说，其间的意义在于知道：一神的宗教和一元的教会，如何能在多元的文化中建立起来。耶稣会不单面临怎样在东方建立一神崇拜的天主教会的任务，更艰巨的是任何面对多元文化的挑战。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美）史景迁/著，章可/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明末无疑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社会思想解放，宗教上三教并存。针对这个多元文化局面，“补儒易佛”就是当时天主教处理与儒家、佛教与道教关系的一个重大策略。这个口号是徐光启和利马窦一起提出的。万历十四年（1612）在《泰西水法-序》中，徐光启说：“余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四年后，在《辨学章疏》中，又一次提出天主教与儒学、佛教应有的关系：“诸陪臣所事之天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另据《利马窦中国札记》，这一口号起源于徐光启和利马窦之间的答辩。利马窦在南京讲道，“在大庭广众中问起保禄博士，他（保禄）认为基督教律法的基础是什么时，他所作的回答可以在这里及时地引述如下。他用四个音节，或者说四个字就概括了这个问题。他说：‘补儒易佛’，意思就是它破除偶像并完善士大夫的律法。”这是明确地要用基督教来改造中国文化，保留中国儒家文化的因素，扬弃佛教和道教。

基本上是按照功利原则行事的“现代人”，已经不太能够理解“文艺复兴”后的“理性人”的思维方式。耶稣会士是“文艺复兴人”，他们在当时曾被批评为世俗功利，但和今人比较，他们的认真程度不能低估。他们一直努力在消除行为中的内在逻辑矛盾。我们发现，“补儒易佛”并不是一个随意简单的决定。它是耶稣会的总体传教方针和中国多元文化特征奇妙的配合。在从耶稣会的神学和哲学立场上看，这个口号几乎无懈可击。

按耶稣会创始人圣罗耀拉的初衷，耶稣会区别于其他修会的做法是走宫廷上层的传教路线。它通过运动国王、王子和贵族，控制世俗权利，达到保护教会的目的。为了做到这些，耶稣会士掌握了大量的世俗知识，举办了许多学校。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控制了欧洲的高等教育。“耶稣会人文主义”在东方的贯彻，使得这一派的神学能够通过学问讨论，而不是教义灌输，与当地文化结合起来。这种人文主义的传教路线，使一神的宗教与多元的文化并存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