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天纲，选自：《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

明末儒家天主教徒徐光启，杨庭筠、李之藻和耶稣会士利马窦一起，用“三位一体”的名词，建立中国化的“三一论”。虽然遭到中国儒家理性精神的强烈反对和质疑，但天主教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建立一神论的宗教，采取了“补儒易佛”的周密策略。它和耶稣会的立会精神一致，也和圣方济各的东方传教策略一致。耶稣会士对儒家“上帝论”的借用，一直发展到企图利用和改造皇家“郊祀”制度和宽容中间社会祭祖、祭孔等礼仪制度。对待多元中国文化的宽容态度，不妨碍他们建立一神论的“基督论”。这种理论实践是基督教“普世化”的早期努力，也是儒家文化“全球化”的最初尝试。它对近代人类讨论多元文化下的信仰形式有很大的启示。

“三位一体”汉语神学的建立

基督教是一神信仰的宗教。在世界各民族的信仰方式中，犹太民族通过与天主的订约，抛弃了多神论和偶像崇拜，建立了对“独一尊神”雅威的一神信仰。这在希腊、罗马、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多神或泛神信仰的民族是非常特别的。一神论的出现在宗教上导致过排他性，专断性。但是，一神论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导致了一种非常积极的成果，这就是对真理的无限向往和热烈追求。因为把所有的真理都归结为一个上帝，所以避免了认识上的混乱和相对。理性受信仰的支持而进步，而信仰也因理性的论证而稳定。古代社会中，信仰一神论民族的文化未必发达过人，例如希腊文明中，既有哲学上的一元论、一神论，也有多神和偶像崇拜，而他们的文化照样发达。但进入近代以后，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世界上各个具有一神论倾向的民族，除了伊斯兰国家，都较为容易调解理性和信仰的矛盾，产生出近代形态的科学和人文理性。如今的欧洲、美洲、澳洲等基督教一神论传统的民族，都具有较好的社会理性，这恐怕不是偶然。

中国和大多数的东亚民族，基本上是多神教的传统。中国的北方民族，是和西伯利亚草原民族连成一片的萨满教传统。中国的南方民族，是以道教为形式的神汉、巫婆（“觋巫”）迷信传统。鲁迅曾说过，中国文化的根底，大抵是在道教。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觋巫就是萨满。整个东亚的基本宗教形态就是萨满教。“中国人的巫，其功能与西伯利亚和通古斯人的萨满是如此相象，以至是巫的最好译法就是萨满。”

孔子前后的儒家，在多神的宗教传统中，为中国思想确定了一个理性的传统。孔子反对迷信，“不语怪、力、乱、神”，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儒家确实起了古希腊哲学在西方思想史所起的作用：用人文理性，抵制了多神的迷信。冯友兰说：“此时（先秦）人有迷信而无知识，有宗教而无哲学。此时人之所信，正如希腊人所信之宗教。其所信之神，正如希腊人之神。至于夏、商以后，则有‘天’、‘帝’之观念起，似一神论渐有势力。然多神论亦并未消灭。”冯友兰亦认为，儒家的“天”、“帝”观念萌发了一神论，而商周的中国思想充满了多神教的迷信崇拜。中国思想从事鬼神、拜偶像，到论人性，求根源，这种转折是由先秦儒家可是的。因此，当耶稣会士在中国开始宣传天主教的“一神论”的时候，找到儒家作朋友，是很自然的。

具体说来，基督教的一神论是用“三位一体”，这样一种非常特别的神学主张来展现的。“三位一体”虽然只是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才确定下来的，但它的根据却是在《圣经-新约》中就有的，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三种本质，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没有这样的基督论（Christology），就不能称为基督教。“三位一体”把天与人、灵与肉、认识与信仰统一起来。天主教基督论的核心，不是三，而是一。“一”就是“天主”（上帝）。因此，考察基督教的一神论信仰，“三位一体”学说在中国的遭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