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的结论重要是根据先秦文献和考古学研究得出来的，拿来衡量中世纪以后的儒家并不完全确切。中国原始宗教固然受到萨满传统的影响，但经过儒家的整理，宋明以后的儒家已经具有相当稳定的一神论的传统。按后世的经典，儒家本体论也含有许多一神教和一元性的论说。从上面的分析看，后世的儒家主张“天”和“上帝”的主宰作用，反对“淫祀”，主张“天地惟一”的祭祀礼仪，都是一神论的特征。中国的一神论，有的是从先秦诸子发展而来的，有的则是通过和佛教的交流获得的。后世的儒学，求天与人相通，理与气统一，是一元论。在现实中，近代东亚社会的工业化和理性化发展，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有很大关系。狄百瑞、余英时、杜维明都注意到儒家理性和自由主义伦理在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及华人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说明儒家和基督教一样，具备了许多“近代性”(Modernity)的基本要素。一神的本体论是东西方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较因素。儒家和基督教一样，也主张“天”和“上帝”的主宰作用，在此信仰基础上，有可能建立普遍的社会理性。

中国宗教有不同的传统。1716年，莱布尼兹高度评价中国的宗教精神。他研究了“中国礼仪之争”的所以资料后，写了《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DiscouresontheMaturalTheologyoftheChinese)一书。按他的看法，中国人信奉“天”、“道”、“理”，是一种自然宗教。这是耶稣会的观点，“自然”显然就是儒家的“天”，相似于天主教的“天主”。黑格尔对中国宗教评价较低。他把人类宗教分为“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和“天启宗教”。中国思想与希腊思想同列为“艺术宗教”，因为中国思想强调伦理，艺术，包括了对众多神祉的崇拜。伏尔泰认为，中国儒家是一种“理性的宗教”。这样的评价是最高的。批评教会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将中国看作是比欧洲人更有纯洁信仰的模范民族。

在历史实践中，这一现象也被证明存在。近代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自身发展，或后来改信一神宗教的民族，如欧洲、美洲、澳大利亚等，都比较顺利地产生了近代理性精神。我们常常看到，在世俗的宪法、伦理、哲学、科学精神背后，都有一个普世而神圣的信念，很多地方可以辨认出这信念就是上帝。当我们谈到“自由”、“人权”、“平等”等概念时，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诉诸“上帝”，具有统一性的“普世”的上帝。普世价值和一神论的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

当代的问题是：“普世价值”和“多元价值”的关系任何处理。近百年来，东亚社会以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中国大陆、越南等儒家文化流行地区先后开始进入理性化的发展。逐渐建立近代形态统一的社会原则。东亚的成功，有时被认为是“亚洲价值”的成功，是“多元文化”对“西方中心”霸权的挑战。全世界宽容开明的人士，逐渐放弃了“西方中心主义”，欣喜地看到在西方文化之外，东方文明也有了它的理性化发展。这种开明态度，应该看作是利马窦一派的耶稣会士的继承者。人们终于学会了在多元文化中认识世界。

但是东西方都有些各自传统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如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亨廷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担心“文化多元化”一定会导致“文明冲突论”。对世俗冲突的担心最后归结到宗教上。把二十一世纪的冲突归结为基督教、儒家和伊斯兰教的神学冲突。这种“多元主义”是分化瓦解人类世界，是对十八世纪以来进步启蒙思想家、十六世纪以来在东方传教开明宽容的耶稣会士的反动。与当前思想界建立“全球化”理论的努力更是背道而驰。

四百年前，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化中建立“三位一体”，提出“补儒易佛”的方案，与多元的亚洲文化对话。他们和儒家的合作经验，也证明完全不同的传统宗教可以作非常有效的沟通。儒家经学中有非常接近天主教“基督论”的因素。天主教的一神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健康因素的发展。两者在明末清初完全是相互发明，推动发展。即使耶稣会士对佛教、道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热实际上，相互间的模仿借鉴也是存在的。这正证明“文化的多元化”和“信仰的普世化”并不总是矛盾的。